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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“君万之争”“宝万之争”我到底在争什么

  • 责任编辑:新商业 来源: 中国315防伪网 2021-01-08 11:50:30
  •    文/王石 万科集团创始人

      我的选择没有对错,无关道德

      还记得2000年,我正赶上万科的历史性时刻——大股东从深圳特发公司变更为华润集团。

      这次变更在学界引起争议。简单说,我已是第二大股东,在1988年股改后,公司40%的股份归属创始团队。国有大股东同意转让股份,团队不努力当第一大股东,相反把机会给了另一家国企。

      为什么?大家认为追求清晰的产权,摆脱不必要的行政干预,不就是我王石一直以来坚持的理念吗?记得当时在亚布力论坛参与讨论这件事的,有几位是我非常敬重的经济学家。我跟他们解释:做出这个决定,是我的个人欲望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结果。

      什么是个人欲望?就是把万科做成中国有影响力的现代大公司。什么是中国国情?历史传统就是国情。几千年来不管什么类型的政府,都认为要牢牢控制那些关系国计民生的支柱产业。例如盐和铁,必须由国家掌握。

      房地产是不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支柱产业?我的判断:是。所以,民营企业想做到很大,同时又拥有企业,我认为把握不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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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所以我的决定是,找一个更适合万科的国企当大股东,走混合所有制的现代企业发展道路。我认为,只有走这条路,万科才能做大做强。这是我的选择,没有对错,无关道德。

      之后万科的命运怎样?很多人知道,万科历史上有两次股权之争,一次是“君万之争”,一次是“宝万之争”,都是“争”,我在争什么?争的是,万科选择的现代企业发展道路是否能够延续。

      很多人说,这是一条很难平衡的崎岖之路。这么说有道理,这条道路当然有风险:例如大股东是国企,一旦发生人事变动,会不会影响到万科?

      20年前,在亚布力论坛上我和教授们讨论时,有人就担心华润进来,将来可能会爆发人事风险。事实上,我们很幸运,开始的15年都很平顺,华润管理层虽然几经变更,但得益于良好的外部环境,万科的经营规模从不足70亿到跻身为世界500强。做成大公司的梦想终于实现了。

      15年后,万科又面临选择,大股东从华润变为深圳地铁,也是基于之前的路线:万科要走混合所有制的现代企业发展道路。

      3年前我从万科退休,疫情爆发后,我们把企业股资产一次性捐给清华大学,用于建设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。对我来说,算是给当年的决定划了一个句号。

      从制度设计上,3年前交班给郁亮团队,3年过去了,郁亮团队做得非常棒。当然,还要把时间拉到更长。要看20年、30年、40年,郁亮团队的接班人,能不能按当年的路线走下去,而且走得平顺,才敢说成功。

      交给时间吧。

      改革者的智慧保护了年轻创业者“小王”

      能平平安安走到今天,固然有个人的努力,但主要是运气好,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时代。不要认为“时代”这个词太远,时代会造就优秀的改革者,而改革者和个人命运又紧密相连。

      1983年,我到深圳创业,两年后,也就是1985年,就面临一次艰难的考验。当时实行汇率双轨制,简单说,人民币官方汇率和市场汇率的差距较大,如果你有外汇额度,就可以用人民币按很低的官方价格换外汇,再到外汇市场上,用很高的价格换成人民币。这样一倒手,就能获得超额利润,当时叫“倒卖外汇”。

      万科不是这样的。我们做的是贸易,主要是进口电教设备。很多广播电视大学、电教中心,都从我们这里进口。进口需要外汇,就只能用人民币调剂外汇,再用外汇换人民币,这是“倒卖外汇”吗?

      政策有不确定性,可以算,也可以不算。如果被定性为“倒卖外汇”意味着什么?据我所知,有人已经拿着逮捕证到深圳了,只要跟市政府打个招呼就能抓人,而且还是一批人。

      幸运的是,当时的深圳市委书记梁湘明确表态:不同意抓人。他的表态让我免了一次牢狱之灾,通俗话说我遇到了“贵人”,遇到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特区政府领导人,遇到了一位有担当精神的改革者。

      当企业因为政策不确定,面临高风险的时候,改革者站了出来。其实我跟梁湘非亲非故,见都没见过。

      再举一个例子,1987年政府发红头文件,鼓励企业股份化改造,万科当然想改造,但上级强烈反对。反对理由很简单:说我平时就像个“孙悟空”,100%控股都管不住,再搞股份化,不就跳出“如来佛”手心了吗?所以坚决不同意。

      我简直是走投无路。没办法,只能够硬着头皮去市委市政府找领导,用今天的话这叫“越级上访”。当时的书记是李灏,我很清楚地记得,他的办公室很小,李灏书记穿了一件毛背心,正拿着毛笔在旧报纸上练字。

      我耐心地讲了20分钟,他听完把毛笔放下说:“小王啊,你还是年轻啊,办什么事啊,不能着急,你做的事非常好,但急不得啊!”

      我心里顿时凉了半截,什么叫急不得?我快被人“掐死”了,能不急吗?

      书记不紧不慢地说:“你跟我说这些,无非是想让我打个电话,让秘书交代一下,帮你解决了。但政府运作不是这样的,我下面管的是局部委,再下面才是集团公司,集团公司下面才到你那,我要是越过这么多层级打电话,政府系统就乱套了。”说完让我先出去,感觉像被轰出去一样。

      过了20分钟,秘书出来了,我清楚记得秘书姓唐。唐秘书告诉我,书记交代他,遇到什么改革难题都可以找他,但不要来市委,你可以找个餐厅、茶馆,总之是安静的地方,不要让人看见。

      我很高兴,第一,知道有困难找谁了,第二,有点像“地下党”啊!

      后来我知道,书记支持股份制改革,但他的方法不是直接干涉,而是让我把各方约来一起谈,在沟通过程中发挥政府的影响,既能减少阻力,也能凝聚共识。

      这就是改革者的智慧,既要推动和落实改革,又要避免发生震荡干扰改革,同时保护了年轻的创业者“小王”。

      改革开放20年的时候,媒体让我谈体会,我说:领导支持。20年之后你再问我,依旧还是这句话。可能有人认为我平时总说制度,怎么突然把“人治”放这么高的位置?

      首先,这是我的真心话,也是真实的历史,万科走到今天,按传统说法,就是有“贵人”相助;第二,人治和法治是宏观概念,进入到微观领域,往往会因为某个领导,产生截然相反的结果。

      历史越久远越清晰。越往历史深处观察,越会发现优秀的改革者有多可贵。对这批有智慧、有勇气、有担当的改革者,我是相当敬佩的。

      企业家接受过挫折、吞下过委屈

      我之前发生了一次意外:滑雪时摔了个大跟头。倒地之后右手下意识着地,接着就是巨痛,但我太“贪玩”,接着滑!因为好不容易来一次,20分钟就出场,实在可惜。

      接着滑了多久?3个小时!停下来我就受不了了,疼得直冒冷汗,脸色煞白。医生过来用手一摸,就摸出骨头渣了,说你大拇指脱臼,这里没法处理。事后我知道有一个部位,发生了粉碎性骨折。

      当时医生给我打止疼针,建议我尽快到附近医院进行治疗,毕竟雪场的条件太简陋。但基于野外生存知识,我知道脱臼之后需要迅速复位,而且越快越好。于是我跟医生说:“虽然疼,但你得先给我复位。”

      医生下手了,我“嗷”地大叫一声,跪在地上。脱臼的大拇指算是复位了,但没有石膏,就找了一个勺子当夹板。回到哈尔滨,我找了家医院打上石膏,立马又往长春赶。因为万科要进长春,已经约好了见市长。

      问题又来了:身为万科董事会主席,打着石膏跟残兵败将一样见市长,太给公司丢脸了。于是我跟助手说,给我找把剪子,把绳子剪了,石膏也不要了。

      就这么去,再疼也得装得若无其事。所以,我和市长握手时,伸出的是左手,见面结束回到医院又把石膏打上。

      20年来的中国企业家,哪个不是这么拼过来的?只有比我更拼!拼搏,不仅是中国企业家的精神,也是我们中国人的精神。

      改革开放到现在,如果没有各行各业的前仆后继,没有这么多人为事业、为发展,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的勇气,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是今天的样子。而既然选择当创业者、企业家,大浪潮中,个人就难免要经历各种挑战、委屈,甚至坎坷。

      这些年我有个习惯,只要有机会就去监狱,看望那些曾经的风云人物,我希望给他们一点安慰。但尽管有各种不平顺、不如意,人们依然感谢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,给了企业家施展才华的舞台。

      既然走上舞台,作为企业家只能要求自己:把握好底线,即使发生不幸,心底也是坦然的。

      我们感谢改革开放,不等于不对时代提出要求。我想说的是,能给企业家营造安心氛围的社会,一定是更有未来的社会。

      企业家要做守法公民

      也要有责任担当

      我还有一个身份是华大基因联席董事长,这背后是有故事的。

      2003年,华大基因一战成名,之后归到中科院下属的北京基因组研究所。2007年他们准备离开北京,去往其他城市发展。得知消息后我找到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,告诉他可以来深圳。

      汪建两眼一抹黑,因为他在深圳也没有熟识的人脉。我告诉他,我跟书记、市长也不熟,而这恰恰是来深圳的原因。在深圳,不需要和领导熟,只要你有本事、有创新、产品好,书记、市长会主动找你、支持你。

      汪建信了。13年后,华大在新冠疫情期间,做出非常大的贡献,在深圳发展得也非常好。

      从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出,深圳能有今天的成就,绝非偶然,这里的企业家会安心。我强烈希望,全社会能营造一个让企业家安心的氛围。当然,如果触犯法律,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。企业家首先要做守法公民,其次要有社会担当和社会责任。我认为,两者并不矛盾。

      改革开放超过40年了,40年前,我们对欧美发达国家的制度、文明和富裕,几乎是仰视的;40年后,我们在心理上已经和欧美平视了。

      从仰视到平视,怎么面对和理解这个转变?我认为,说明我们比以前更自信,自信的背后是国运转变,这个转变弥足珍贵。就算我们将来更强大,也没必要去俯视别人,今天更没有必要。“自省”精神,“反求诸己”的精神,是中国文化很宝贵的品质。

      面对未来,尤其是疫情之后的风云变幻和不确定,我相信,包括企业家在内的各个阶层,一定能互相勉励、互相温暖、互相包容。我也相信,中国的企业家们有信心、有愿望跟着国家一起向前打拼!我更相信,我们古老的文明,一定能得到全世界人民发自内心的尊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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